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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于成龙

 

 

 

 

 

  反腐,是现在舆论场中的强音。激浊需要扬清,古代的那些清官廉吏,再一次出现在我们视野。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履任考察第一站,选在了吕梁,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吕梁是清朝康熙年间“第一廉吏”于成龙的故乡。王儒林说:“我们要高度重视,深入挖掘,大力弘扬于成龙廉政文化,以古代廉吏于成龙为鉴,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推进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而当我们再次将视野投向于成龙生活的清朝初年,通过他的故事,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从一般的清廉赞语往深看去,我们会发现,于成龙告诉我们的,有比“天下第一廉吏”更多的内容。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山西晚报社 合办

 

雅号里的廉政实录

 

    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调查研究的第一站选在吕梁,其中一个原因,吕梁是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故乡。王儒林说:于成龙历任知县、知州、同知、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巡抚、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在他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可以说于成龙生前的荣耀几乎达到了顶峰,但他最令人敬仰的是一生清廉。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州(今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享年68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20年间从知县累升总督。无论“七品芝麻官”还是封疆大吏,也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鱼米之乡,于成龙清正廉俭,始终如一。

    于成龙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正是改朝换代、由乱到治的阶段。于成龙在45岁的“高龄”出山,从一个城仅六户的县令做起,在缉盗、税收、水利、打击腐败等方面都有建树,能实打实地把地方经济建设搞起来,一路以廉名和干练节节高升。因政绩卓著和廉洁刻苦,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古今。那么,于成龙到底有哪些清廉故事?我们从人们对于成龙的几个称呼中了解一二。

  1 半鸭知县

    45岁的于成龙受到朝廷的委派,到广西做官,任罗县(现罗城县)知县。

    作为罗县的一县之长,于成龙常常是粗茶淡饭,草鞋布衣。他就任时正逢大灾之年,看着老百姓这样过苦日子,于成龙心里非常难过,连他自己的微薄奉禄,也拿出来救济灾民。

    中秋节快来临了,于成龙的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到广西探望父亲,告知祖母病重,要父亲告假回乡探病。于成龙的儿子从家乡带来了一只腊鸭,给父亲下酒。但父子俩只割了半边腊鸭,草草过了中秋节。过了节,于成龙请假获准,父子上路回家时,于成龙盘缠不够,路上没钱买菜吃,只好又带了儿子从家乡带来的那半边腊鸭上路做菜肴,一路风餐露宿,回到家乡。

    于成龙为官清廉如此,回家途中,父子俩只吃半边腊鸭做菜,此事传回广西,老百姓非常感动,罗县乡亲就送一个绰号给他——半鸭知县。后来有人作诗称赞他。诗曰:半鸭知县古来殊,为政清廉举世无。徜使官员皆若是,黎民安泰乐斯乎!

    关于“半鸭知县”还有一种说法。

    说于成龙到广西罗城上任后,寄居关帝庙内,支床于周仓像后,垒土为案,一锅一盆。后其长子从山西老家来探望他,亦餐餐青菜豆腐,与往日无异。在儿子临走时,适逢厨下腌鸭一只,遂割了一半让儿子带回去。此事传开,民间便有“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子临行割半鸭”的歌谣。

    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于成龙的清廉。

  2 于青菜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第一次升官,从广西到四川,于成龙没有路费,也不要老百姓的钱,让一个算命的瞎子一路资助着才能吃上饭。后来他又去湖广下江陆道当道员的时候,驻地在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尽管条件比他呆过的广西和四川好了许多,但他的艰苦生活作风,却非一般人可比。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于成龙不是为了节约而节约,他把节余的口粮和薪俸都用来救济灾民。当地百姓编了歌谣赞颂他,歌谣里说:“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他不光是清苦,还让富户解囊济灾。行动总是大于语言,他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

    在任省府大员期间,于成龙居然会因接济小叫花子,穷到让佣人将自己的冬衣送到当铺去,平日则是粗茶淡饭,且仅有一袭官衣蔽体。在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由江防调任福建按察使时,乘船前往福建。临行前,他催促家人买来几担萝卜,放在所要坐的船中。有人对此大惑不解,笑着问他:这么便宜的东西,你带那么多干啥?他回答说:在旅途靠它当饭吃呀。

    不久,于成龙由直隶巡抚擢升两江总督(康熙六年,按行政区划分,江苏、安徽为江南省,与江西省合称“两江”。总督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督府在江宁,现南京)。是年,于已逾花甲。赴任途中,不扰民,不惊动府道州县,乘驴车,住小店,风雨兼程,辗转千里,直抵江宁督府。“两江”地处长江中下流域,沃野千里,富庶丰腴,而于不改初衷,一如既往,每餐必食萝卜青菜。主仆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日久,衙后槐树,枝朗叶疏。于成龙到任后,恰逢江南屡遭风雨袭击,灾情不断,他经常为了“留米赈饥”,而以稀粥青菜为食。“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为感念他,深情地称他为“于青菜”。“于青菜”的轶事,至今还在江南流传。

  3 布衣总督

    据历史记载,于成龙由直隶巡抚升任江南、江西总督。赴任途中,他与小儿子赁了辆驴车做交通工具,并各带数十文钱做投宿旅费,一路上从不麻烦驿站,也没有动用过一文公款。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个中奥妙倒是不难猜测。因为他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南京地方官怕是不能穿绫罗绸缎了,都要改穿布衣了。果然,他出任两江总督后,总督衙门的官吏受到了严格约束。

    于成龙做两江总督后,官僚、巨商都改穿了布衣;高门大户将大门楼改筑成小门楼;少数恶霸都避居他乡。但不少人是慑于于成龙的威势,表面上表现出改邪归正的样子,背地里却极力造谣诽谤他。由于众口铄金,连一向对于成龙颇为信任的康熙皇帝,也听得起了疑心。于是,康熙暗中派人去调查,得知实情后感动得流泪,他拿出宝剑斩断桌子说:“如再有人说于成龙是贪官,这就是他的下场。”

    于成龙力倡节俭,身体力行,士大夫争相效仿:食粗粝、去精细,减车轿、仆从,不着华丽服饰,婚嫁不用音乐……于两江总督任上仅三年,政风社情,焕然一新:官吏廉洁自律,勤政爱民。两江百姓安居乐业,人户丰瞻。

  4 于清端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说:“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

    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

    未逾两年,于成龙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才,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才。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明清时,礼部奏请,故去的大巨才能得谥。换句话说,获得请谥者必是朝廷眷念怜惜之臣,于成龙病逝后,清政府授其谥号“清端”,是清操廉节可以表率世人的意思。后世之人多称其为于清端。

    于成龙最早任知县的广西罗城有个乡镇就以于公的谥号“清端”命名为清端乡,直到民国初年。

本报记者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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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成龙年谱

  1岁: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于成龙出生。

  15岁:明崇祯四年(1631年),永宁州安国寺读书。

  23岁: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赴太原乡试,中副榜贡生,以父老不仕。

  40岁: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以明经赴吏部谒选。

  45岁: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四日,以副榜贡生赴任广西罗城县令,典房卖地以充川资。八月二十日入罗城县,寄居关公庙。

  46岁:清康熙元年(1662年),开始编制保甲,肃清盗贼,召集流亡,鼓励农耕,兴建学宫、养济院,请求改革盐引等诸多弊政。

  51岁:清康熙六年(1667年),被举为“卓异”升四川合州知州,罗人追送数百里。上官索鱼,成龙拒之,并条陈地方疾苦。

  52岁:清康熙八年(1669年),因功升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大力息盗济民,计擒盗魁多人,地方以宁。

  58岁: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二月,第二次被举为“卓异”,升福建建宁知州,湖广巡抚张朝珍奏改武昌府知府。三月,抵武昌料理军需。四月,奉命往咸宁蒲圻造桥,以渡清军,又收复蒲圻县城。五月蒲圻浮桥被洪水冲毁,于成龙被革职回武昌。张朝珍命其带罪料理岳州军需,旋又奉命剿抚响应吴三桂之东山叛军。于成龙单骑入山,速降刘君孚,叛军出山投诚。七月,于成龙转任黄州知府。十一月,于成龙亲冒炮火,相继平定黄金龙、邹君申、何士荣、鲍世庸、李公茂等叛军。

  59岁: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被授予中宪大夫。

  60岁: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州水旱迭至,讹言又起,于成龙修建赤壁亭榭,召集官僚文人饮酒赋诗,以定民心。

  61岁: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复设江防道,命于成龙充任道台,仍驻黄州。修缮战船,练习水师,缉盗安民,境内肃然。

  63岁: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春,抵任按察使,平反冤狱,释放囚犯、奴婢千百人,免去铡夫数万人。九月,第三被举为“卓异”,升福建布政使。

  64岁: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康熙特擢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十一月,于成龙多次上疏请求急救口北饥民,并擅自开仓粜米,赈救灾民。

  65岁: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康熙召见于成龙,面谕“尔为今时清官第一”。九月,康熙在雄县第二次召见于成龙。两次召见,嘉勉有加,赏赐颇多。十二月,康熙准于成龙三月假期,并赐内帑金,回籍葬继母。同月,升任两江总督,授通议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66岁: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于成龙抵江宁,江南官吏望风改操,奢靡旧习为之大变。

  67岁: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马世济弹劾于成龙受属下蒙蔽,令其就是取利。部议休致,康熙特旨降五级留任。

  68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上疏乞归,康熙不准。三月,命于成龙兼理江苏、安徽巡抚事,并巡视海境。事毕归江宁,身染沉疴。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诏复原级,谥“清端”。七月,子廷翼扶柩回乡,送者数万人,葬于方山县横泉村祖茔。

 

逝后三百年,民间常铭念

 

    在于成龙的故乡吕梁,“于成龙”是一个经常被说起的名字。上了年纪的老人讲古时,总能把和于成龙有关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年轻人和孩子也对他非常熟悉,说起事儿来“于成龙”长“于成龙”短,总爱拿他打个比方。若是和他的故居离得近,出去说上一句“于成龙那个村的”,那是多受人些尊敬的。怀念于成龙的人不仅仅是故乡人,在我们身边,有根据他的故事拍的影视剧,有根据他的人生排演的戏剧,还有为他修建的纪念园,他们都在表达着大家对“于青天”的念念不忘。

  《一代廉吏于成龙》演了又演,百看不厌

    电视剧是最能体现老百姓喜好和感情的东西,大家往往在电视剧的嬉笑怒骂中,找到自己想要了解的历史和故事。自从《一代廉吏于成龙》开播以来,它已经被老百姓“喜欢”了无数次,无论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还是在地方电视台播出,无论播出第几次,总能让一大拔观众再次走进剧情,去看一遍已经看过的剧集。这不,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山西卫视又一次播出这部电视剧,不少人家的电视机里,又一次响起那首熟悉的片尾曲《长歌行》。播了这么多次,依然有人看。

    除了剧情曲折引人入胜,老百姓最喜欢的,相信还是剧中的主角于成龙,以及于成龙身上透出的那种光芒。在采访《一代廉吏于成龙》的编剧孟恭才时,他这样说过:“(我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那些潜在的历史文物、历史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抓住那些历经沧海桑田的智慧与精神之光”。这和老百姓的需求是不谋而合的,他们向往的是于成龙的清廉、担当和正气,向往到愿意从电视剧中一遍一遍回味。也许,正因为这样,今年522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该网视频栏目将展播这部电视剧,以期带给广大干部和网友启迪。

    除了电视剧,京剧《廉吏于成龙》也详细生动地描写了于成龙荣耀的一生。创作和编排这部京剧的,是上海京剧院。当时这部京剧在上海演出时,可谓一票难求,上海的观众们对这位出生于山西的清官非常感兴趣。演出当中掌声不断,这不仅表达了观众对京剧艺术的喜爱,更表达了大家对反腐倡廉这一主题的拥护。在对于成龙精神的肯定之下,上海多次组织党员和干部去看《廉吏于成龙》,甚至将它作为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一份特殊教材。后来,这部京剧还被拍成京剧电影,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中纪委、广电总局、中国文联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而在电影首映式举行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专程发来贺信,称赞这部京剧电影是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家乡父老,仍念叨着于成龙

    最熟悉于成龙的,还是故乡人。方山人李晋斌,总说自己是于成龙的老家人。据李晋斌回忆,当时电视上播放《一代廉吏于成龙》时,他们全村的人都在看。他特别感谢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说他们“把于成龙演活了”。李晋斌70岁的老父亲,每天晚上都追着看这部电视剧,每当看到激愤动情之处,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都认为,是家乡吕梁山的雄伟厚重养出了于成龙这样一个两袖清风却铁骨铮铮的官员,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出过于成龙这样一个清官而充满了荣誉感。

    拥有这种荣誉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人将它当成终身的事业来做,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提到的为宣传于成龙做了很多工作的“民间人士”高林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千方百计地收集、整理于成龙遗物,建造了一个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区,希望通过纪念于成龙的方式,弘扬廉政文化。他将自己所有的钱都投入到这里,没钱了就卖自己的房子。最后资金难以为继,他为了让这个文化园能继续存在下去,在网上无偿转让项目。这说明,他并不是为了牟利,只是希望人们能记住,记住他所代表的廉政精神,记住自己的家乡,有这么一股浩然之气长存。

    家乡人的思念,总是质朴的,他们口里心里忘不了一个给自己家乡带来巨大贡献的人。尤其是,这种贡献在精神上长存,无论过去多少年,它的力度不减。

  民间传说于成龙乃再世狄仁杰

    真实的历史中,因为清初社会并不安定,于成龙在出仕之初,很多时候做着缉盗安民、断案平冤的工作,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还以“谳决明允,所生全殆以千百计”而第三次被举“卓异”,由此被百姓称为“于青天”。他捕盗断案,明察秋毫,手法又不拘一格,留下了许多传奇,在当时就广受赞誉,蒲松林著《聊斋志异》,其中就专有一篇《于中丞》,讲述他断案的神奇。到了清末,以他的事迹为原型,评书艺人又创作了公案小说《于公案》,让于成龙有了和狄仁杰、包拯一样的地位。比如说,于成龙智断骗财案,讲的是于成龙用装糊涂的手段,麻痹了案犯的警惕,然后抓住证据迅速断案的故事。再比如说,于成龙暗访门头沟,讲的是于成龙为了调查清楚北京西山煤窑中,窑主虐待、圈禁工人的犯罪行为,他带了一个随从潜入煤窑,冒着生命危险调查事情真相,让恶人得到严惩的故事。

    在这些民间传说中,于成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廉吏,他分明就是清代的狄仁杰。他智计百出,脑子一转就能想到断案的方式。他拥有一流的表演能力和矫健的身手,能够从暗无天日的门头沟煤矿中调查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还能安全脱身。这种对于成龙能力的想象,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水平。但是,老百姓为什么要一代一代口口相传这些有些夸大的故事?

    也许,仅仅因为对一位“青天”的渴望吧!渴望自己生活的地方能够治安良好,渴望自己的日子能够越过越红火,渴望没有一个坏人被放过,渴望没有一个好人被冤枉。而廉洁正直、才能卓越的于成龙,满足了百姓对官员所有的期望,于是,百姓一方面赞誉他,怀念他,另一方面,也将“于成龙”塑造得越来越完美和高大。于成龙,于青天,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的传说故事中,长久地存在于老百姓的脑海里,存在于老百姓的念想中。

本报记者 康少琼

  于成龙的经典文学影视形象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在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的同时,其事迹也以文学、戏剧、影视等形式广为传播,直至今日。

    于成龙较早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是在乾隆年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为《于中丞》,讲了两个故事,都是说于成龙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犯罪线索,从而破案。到了清末,评书《于公案》问世。据云游客(即评书大师连阔如先生)《江湖丛谈》称:《于公案》的编创者是北京前辈评书名家牛瑞泉,由他传给刘竹桥,刘竹桥再传给群福庆,遂在北京说书界流传开来,讲述于成龙出京西巡,一路断案破案,除奸拿贼的故事。到了现代,单田芳先生也曾推出100集的评书作品《清官于成龙》,着眼点变为于成龙从一个广西罗城知县到两江总督的许多感人肺腑、引人深思的故事。

    1998年,离石区作协主席王永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清官于成龙》,影响非常大,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就是据此改编,而以后的影视剧、戏剧也以此为本。

    2000年,由李万年、尚大庆、胡大刚主演的19集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便把于成龙罗城治盗、湖北平匪、福建平冤、直隶救灾、两江惩恶等事迹搬上荧屏。

    2003年,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京剧《廉吏于成龙》问世,表现了于成龙与官僚周旋斗法,拯妇孺老弱于水火,救受害无辜于囹圄的人格魅力和清廉俭朴的为官操守,屡受好评,获得过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以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已经成为上海京剧院的常演、保留节目,并在2007年和上影集团、上海电影制品厂合作改编成戏剧电影。

    2007年,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和上海京剧院签约,以一元著作使用费,由吕梁市青年晋剧院将《廉吏于成龙》改编为晋剧,时隔数百年,“于成龙”再次回到家乡,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白洁

 

天理良心因果报应于成龙力量之源

——走进于成龙的精神和历史世界

 

    于成龙现在被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龙看来,这廉,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

    天理良心,是于成龙施政的基础,也是他力量的来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纸任命,只是给了他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和正当的资格,并不能帮助他在朝野建立声望,以及几百年来一直被人拥戴和铭记。

    以天理良心为本,那么为官以廉,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需要特别追求。

  A 于成龙以前朝副榜贡生出仕

    清朝顺治十八年五月,于成龙以前朝副榜贡生的身份,被朝廷选任为广西罗城知县,时年45岁。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介于不惑和知命之间的于成龙,这个选择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尽管我们现在已不清楚他经历过怎样的纠结。

    明清以后,官僚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和严密,科考入仕被视为做官正途,而“副榜贡生”,是那些参加乡试没有正式成为举人,但成绩还算过得去,所以列入副榜,可以去国子监继续深造的读书人。以副榜贡生当知县,说是正途出身已然十分勉强,也就是在清朝初年人才缺乏的状况下才能实现,再往后,正牌进士、举人都不一定能轮得上。当于成龙日后成为两江总督,这个“副榜贡生”的功名,还会写在他仪仗队上的大红官衔牌上,他手下僚属数百人,可能没有人功名比他更寒碜了。于成龙也知道自己这个劣势,但他雄心并未减少,“我辈虽非科第中人,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

    更违和的是“前朝”。于成龙的副榜贡生,是在明朝崇祯十二年中的,明亡之后的顺治八年,他也参加过乡试,只是没有中举,所以终其一生,顶着的就是这个明朝的贡生功名。而在古人的观念里,参加明朝的科考,却在清朝做官,严苛点说,也是失节。清朝不同于一般的王朝鼎革,还是异族入主华夏,在视华夷之辨甚于君臣之防的古代,这更是有损清誉。他甚至不像泽州的陈廷敬。陈廷敬在早于他三年之前便高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为庶吉士。但陈比他小23岁,自记事起,便是满清的臣民,不会背负历史包袱。而与于成龙同辈的人,转变就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在于成龙出仕的前一两年,本省的名士、长他12岁的傅山还在四处奔走,矢志反清,很多国内一流的文士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即使不再反清,至少也持坚定的不合作态度。这些人在当时和以后,都被视为士林的楷模,于成龙却剃发易服,跑去比家乡永宁州更偏僻、更艰苦的罗城县做官。

    罗城县在广西,古时被看作是瘴疠蛮荒之地,在那儿做官,能生还就是大幸。而且,顺治十六年即于成龙出仕的前两年,罗城才被纳入清王朝版图,实际还是个化外之地,民性悍勇好斗、冥顽难治,前两任知县一个被杀,一个弃官跑路。再加上战乱过后,几乎是一片白地。当于成龙到了罗城,迎接他的是一座没有城墙,居民只有六户,荒草丛生的三间茅屋就是县衙的县城。于成龙只好用土垒个案桌开始施政,晚上就寄居在关帝庙里。随行的五个仆人,很快就受不了,病死一个,剩下的说什么也不肯再待下去,于成龙无奈只好将其打发回去。后来,于成龙的儿子又买了四个仆人送过来,但很快,病死三个,吓疯一个。于成龙索性不再用人伺候,一个人住了下来,做饭、洗衣自己干,忙起来一天只吃一顿饭。于成龙不是没后悔过,“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也曾向上级请求放他回去,但罗城县好不容易来了个知县,怎么可能轻易放走,自然不了了之。

    实际上,于成龙是不需要吃这番苦头的。于家在明朝弘治年间,出过一位御史中丞,名叫于坦,由此开始开枝散叶,成为永宁望族。到于成龙时候,各房分立,虽然不再豪富,但也是中上人家。于成龙的功名,出仕虽嫌不足,但在当地,足以成为头面人物,随着时局安定、社会发展,因有功名又不需要缴赋纳税,家境不难小康。何必变卖家财,跑去罗城?名,没什么好听,利更是得不到,于成龙图的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注意一下,于成龙出仕的顺治十八年。那年正月,顺治皇帝去世(民间说是出家),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成为这个庞大帝国新的统治者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的开创者,换句话说,不论是于成龙自己的人生,还是大清王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B 于成龙的抱负,是要重建秩序

    但是,这个新时代的来临,并非显露着气象万千,而是满目疮痍。像罗城那样的地方,比目皆是。帝国庞大的疆域需要人治理,基层官员的缺乏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所以像于成龙这样功名很低的读书人,也能做一县之主,施展自己抱负。

    古代读书人的抱负,可以说是“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诗意地说,也可以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皇帝——不论什么样的皇帝——共治天下,读书人都有这种天然的自觉。

    而当时的“天下”,明亡清兴已成大局,只是乱世余波还在,不用说在遥远的边疆,还有南明小朝廷不奉新王朝正朔,就是在广阔的内地,忠于前明的势力、趁火打劫的土匪依然挑战着新王朝的统治,最重要的是,经过数年的战火,城池毁弃,乡村凋敝,民生困苦,是对新王朝执政能力的最大挑战。某种程度上,百姓并不管皇帝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谁能结束乱世,谁能建立秩序,让他们安心地做工、务农,活下去,他们就会在谁治下做顺民。

    儒家最重秩序,孔子的政治观念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尽其本分,就可以称为盛世。而于成龙们的出仕,便能为天下重建纲纪,为生民结束离乱。于成龙虽然曾经后悔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荒檄皆王土,惟国家所使耳,人生仕宦,岂择险易哉?”

    于成龙担任罗城县令7年,主要的功劳便是为罗城重建了秩序。他编制保甲、约束县民,有敢于犯案的,他也敢下狠手,“盗有犯者立斩之,悬其首于竿,由是盗皆屏迹。”县内有几个大族倚势横行,于成龙也是该抓的抓,该杖的杖,很快便让他们规规矩矩。有了秩序,逃亡的人乐意回来定居,百姓也能安心生产。仅仅三年之后,罗城县就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成龙后来说,“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也许就是因为在罗城,他实现了一个儒者的最高抱负,将一片荒芜变成人间乐土。

    于成龙45岁担任罗城县令,68岁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仕途23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朝着建立秩序的方向努力。鉴于康熙初年全国并不稳定的情势,所以于成龙最为人称道的本领、政绩都在缉盗剿匪,其余劝农桑、兴教化、平诉讼等等,便是一般能员也能做到,倒不需要特意说明。为了能够让社会安定,他不惮采用最暴烈的手段,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就算是古代那些酷吏也要咋舌。

    于成龙在罗城县令任上7年之后,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又过了3年,调任湖北黄州同知,驻在歧亭。黄州同知作为知州的副手,负责的就是保境缉盗。歧亭在黄州和麻城县交界,山高林密,好几伙盗匪啸聚山林,于成龙刚一到任,就抓了大盗9个,公开示众,除了有当地百姓作保不再作乱的两个,剩下7个,全都活埋。由是合州震动,一郡盗匪从此惊匿。但活埋,于法无据,承平时节,不免要被人参劾非刑杀人。

    不仅如此,于成龙还化妆易名深入匪巢,和土匪们打成一片,甚至有了一把交椅,成了头头,然后择机一网打尽,全部砍头。据说临刑前,念在土匪们招待之情,还赏了他们顿酒菜,这才洒泪作别,上演了港片中“对不起,我是卧底”的老套情节。在民间固然是传奇,但在官场,也就是于成龙,如果是别人,上级轻则告诫不足为训,重点儿就会接到“有失官体”的批评了。

    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乱,十三年,吴三桂打下湖南,兵锋直抵湖北。当年于成龙已升任福建建宁知州,但经巡抚张朝珍之请,改任武昌府知府。湖北境内的一些武装势力因吴三桂作乱也想趁时而起,于成龙四处救火,身入虎穴招降叛军,乃至提刀上马,亲临一线。有一次形势危急到几乎全军覆没,幸亏于成龙临危不乱,不仅不后撤一步,反而带头冲杀,终于转危为安,平定叛乱。那一战,叛军被斩首数千人,血流成河。有了这样的例子,其他叛军都非常忌惮,于成龙或剿或抚,无往不利。当年年底,于成龙平叛初步成功,他在麻城县黄市村勒石纪念,铭文说“龟山以平,龙潭以清。既耕且织,东方永宁”。

  C 对于成龙来说,为官以廉,是个非常自然的结果

    于成龙杀人虽多,但从古至今,没人说他是酷吏。因为于成龙手段虽烈,但秉的却是一颗慈心。他某次平叛之后,搜出了叛军的名册信件,却没把这当作线索,而是付之一炬,让那些隐匿的盗匪得以放心下山为民。其余愿意放下武器的盗匪,于成龙也不会算旧账,很快将他们赦免以及妥善安置。这政策非常有效,连外省的叛军都慕名前来投诚。

    当然,于成龙并未考虑过他的手段是酷是慈的问题,在他看来,那只是些细枝末节而已。杀人不足以判他酷,不杀也不能说他慈。在他出仕之初,他对友人说,“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对待百姓的菩萨心肠,和对待盗匪的霹雳手段,都是从这四个字生发出来的。

    天理良心,这是于成龙施政的基础,也是他力量的来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纸任命,只是给了他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和正当的资格,并不能帮助他在朝野建立声望,以及几百年来一直被人拥戴和铭记。

    于成龙现在被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龙看来,这廉,也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以天理良心为本,那么为官以廉,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需要特别追求。他死后大儒熊赐履给于成龙写墓志铭,其中有言“三代而后以廉干称者代不乏人,然类多矫饰沽激,流为刻复,以纳于偏畸,故措施建竖、表里初终,往往难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质任自然,略无矫强刻厉之迹”。

    于成龙初任罗城,再官合州,两处地方都很穷,做罗城知县时他要自己做饭洗衣,而去了合州,正赋只有15两银子,于成龙想不“廉”都困难。百姓看父母官过得清苦,就凑些银钱送他,于成龙温言劝勉,让他们拿回去奉养父母。但同时,他升任知州,赏识他的巡抚给他盘缠,他也不打算拒绝。

    所以,他的廉,更可以说是天理良心的外在表现。把他和明朝第一廉吏海瑞相比,我们会发现他比海瑞少了些刻意和刻板。当然,海瑞在明朝晚期那样奢靡的社会氛围下,矫枉必须过正,非如此不能挽回世风,而于成龙,糠也吃过,但并不以吃糠为荣,条件好些,就不吃了。他还爱喝酒,一天至少要喝一壶,总有三四两。这名声传遍广西、湖北的官场。那次平叛胜利,湖北巡抚张朝珍长出了一口气说,你们都说我不应该用“醉汉”,现在谁还有话说?

    而在“天理良心”之外,于成龙选择和坚守廉洁,还有别的原因,这较少为人提及,但却不能不注意。于成龙在家乡永宁州时,曾在当地安国寺读书6年,并与寺院住持纯天交好,6年间,两人常常攀谈。我们无法判断于成龙的佛学修养如何,但可以清晰地知道,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对于成龙的影响非常大。如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发布过《禁送节礼谕》中说,“本部院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赃物,而平分男盗女娼之报应也”,很直接地表现了他的廉洁,乃是因为不愿意遭受报应。又如他批示苏松道台清理狱政的报告,命令相关单位善待囚犯,勿令饥馁,修缮牢房,以免疫病,这样就能“阴功浩大,子孙受福无穷”。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认为,他所承受的一切,也是因果所致。罗城知县任结束,他升迁荣别,给友人的信里说,“间尝祝告城隍,谓我无亏心事一点,当令我及早还乡。幸得保存性命。回想同寅诸公,死亡无一得脱,鬼神无爽,能不寒心?”

    古代士人,学佛好佛者很多,即使内心相信因果报应,但表现出来的,或乐于表现的,还是他们对于佛教哲学的熟稔,写禅诗、打机锋才是他们最惯常做的,而像于成龙这样,有如乡下老婆婆一般,将因果报应挂在嘴上、行诸公文的,可说十分罕见。就这样,一端是“天理良心”,一端是“因果报应”,互为表里,构成了于成龙精神世界的底色。

    需要特意说明的是,说于成龙惧怕报应而选择廉,无损于成龙的伟大。人有所畏惧,才有底线,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坚信自己所为符合“天理良心”,又使得于成龙无所畏惧,天下事无不可为。这两者并不矛盾。

  D 于成龙不是官场异类深得上司激赏

    康熙十六年,重设江防道,驻黄州,于成龙任道台。隔年升福建按察使,再一年升布政使,成为省部级官员,再一年升直隶巡抚,成为封疆大臣,再一年升两江总督,仕途终于达到顶点,那年他已65岁。

    从知县走到省部级官员,于成龙花了18年。但从方面大员到封疆大臣,却只用了3年。算快算慢,真是不太好说。像陈廷敬,入仕5328次升迁,平均两年就要升迁一次,仕途算是很顺利的,但升到部级,也用了17年。抛开于成龙的才干和政绩,清廉,对于成龙的仕途有过什么影响呢?

    于成龙仕途生涯,最令人称羡的是三次被举“卓异”。明清时期考核地方官员,三年一次,最优等的称为“卓异”,名额有限定。被举卓异,“记录即升,不次擢用”,非常难得。而卓异官,必须以“清廉为本”,所以于成龙的廉洁,是他能够升迁的根本原因。同时,要举卓异,要求上司申报,最终以各省督抚的意见为准。也就是说,于成龙能举卓异,必要的条件是上司赏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于成龙的廉洁,并没让他成为像海瑞那样官场的异类,人人侧目避之不及,反而连上司都乐于奖掖提拔。

    于成龙第一次“举卓异”,本来没他的事,但当时广西巡抚金光祖力争,甚至威胁布政使和按察使,说如果他们不举荐,他就会自己上疏。等到于成龙升官,金光祖也没要任何回报,还为于成龙准备盘缠,给湖北的督抚写信介绍推荐,唯一的要求只是“照罗城县去做,万不可坏了我名声”。一省长官对属下一个县令的照拂,真是无以复加。第二次、第三次,莫不如此,湖北巡抚张朝珍、福建巡抚吴兴祚对于成龙的评价都非常高。于成龙虽不好名,但廉能的名声却是他们宣扬于朝堂,成为他仕途进步的基石。于成龙从布政使升任巡抚,这是从地方到封疆的关键一步,也来自于吴兴祚的举荐,吴兴祚赞于成龙说,“闽省廉能第一”。

    于成龙的仕途,也不是没有蹭蹬。他在武昌知府任上,为部队修建渡河桥梁,却被山洪冲毁,遭革职留用,但实际上因为三藩之乱,正是用人之际,于成龙并未去职,很快就得到新的任命;两江总督任上,因为于成龙的中军(侍卫长或副官)田万侯倚势作弊,被人检举,于成龙受到降五级的处分。不久于成龙病逝,康熙皇帝特意取消了这个处分,并在圣谕中为他开脱,说“与之不合者挟仇谗害,造作属下欺罔”。这又和海瑞不同,海瑞每到一地,总为同僚上官不喜,连皇帝也只想把他当做偶像,供起来了事。海瑞真正能够施展才华,主政一方的时间,只有当知县的三年和当应天巡抚的不到一年,其余都是坎坷。尤其是应天巡抚任上,有人诬告海瑞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于是海瑞立刻被免职,改任闲职。

    于成龙与海瑞,两人清廉相同,境遇却不一样,也许是康熙初年,正是王朝开始兴盛的时候,气象峥嵘。海瑞所在的时代,明王朝却已经暮气沉沉,积疴深重难以挽回。然而无论如何,“天理良心”和“因果报应”给了于成龙强大的精神力量,于成龙又靠着这样的力量,改变着天下的风貌。史籍所记,于成龙两江总督的任命一下,人还没到,江南的社会风气就变了,南京城“阖城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垩,至有惊怖喘卧不能出户者”,“公未入境,而江淮间已大改观矣”。

  结语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于成龙奉命巡视海境。许是风高浪急,68岁的他实在吃不消,回来就染重病。四月十八,病逝于总督府署。同僚下属来检视遗物,见只有布袍一领,靴、带各一,堂后瓮里数斗米和几瓶盐豉而已,无不泪下。消息传出,南京城里男女老幼都痛哭不已,如丧考妣。稍后,他所做过官的地方,都为于成龙立了祠堂,民间祭祀,终清一朝不绝。

    也就在那时,康乾盛世的大幕徐徐拉开。

本报记者 李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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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初年的于成龙现象

 

    满清三百年,数得上来的廉吏,康熙一朝要占到大多数。《清史稿·选举》中说,“康熙之初……廉吏辈出……吏治蒸蒸,称极盛焉”,为何会这样,三百年后看,应该有独特的历史原因。

  产生廉吏的社会背景

  军政机构精干,“圈地令”“剃发令”被废除社会矛盾减少

    顺治末年、康熙初年,满清王朝统治阶级奢靡贪腐,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一度堪忧。“康熙执政后,注重整顿吏治,巩固政权,积极倡导、逐步推行清官政治,收到明显效果。贪腐风气受到遏制,官场政治渐获清明,社会风气改变很大,转而呈现出清官辈出的景象。”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康熙时期,清官的产生和清初的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

    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比明朝的内阁六部精简有效得多。《清朝文献通考》中说,清初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花费只及明朝的八分之一,宫廷建筑规模只有明朝的十分之三。一个不很追求奢华、排场的最高统治层,它的工作效率和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康熙废除了导致满汉之间积怨甚深的‘圈地令’‘剃发令’等前朝落后的政策,受到广大百姓的欢迎,这样逐步让国家富强,经济繁荣,人民休养生息。”高春平说,政权稳定,社会矛盾减少,这是当时产生清官的社会大背景。

  选拔优秀官员的制度

  “清官对清官的援引荐举”盛极一时

    高春平说,康熙思想观念开明得很,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贤,只要清廉、有才能,就能得到重用,他摒弃了前朝皇帝只用满人不用汉人的做法。大举重用汉人官僚、士大夫,选拔优秀的汉人官员作为封疆大吏。这为国家官僚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干部队伍充满了勃勃生机,大批有德有为有想法的干部脱颖而出,从而让国家这部机器更加高效、廉洁的运转起来。

    大清史上,康熙年间的“清官比贪官多”的现象是个特例,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

    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己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他时时以三皇五帝为楷模,革除时弊,大力改造吏治,要求大臣们尽心尽职,视国事如家事。

    “清官对清官的援引荐举”制度,是康熙帝有效管理国家干部队伍清廉的先进办法之一,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康熙命令清正廉明的官员举荐知县以上、道员以下“实心惠民,官居清廉”的官员。规模较大的一次“援引荐举”活动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康熙命居官清正的郭琇、张鹏翮、李光地、徐潮等举荐官吏。

    康熙出巡,对于地方空缺的要职,也会时刻任命清官举荐的官员。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出巡到五台山,以敢于严惩乱圈民间冢地之旗人著称的“铁面”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向康熙推荐直隶灵寿(今属河北)知县陆陇其、兖州(今山东兖州县)知府张鹏翮。

    此前,都察院左都御吏、有“清初直臣之冠”美誉的山西蔚州(今张家口蔚县)人魏象枢,也荐举过陆陇其,说他“洁己爱民,去官日回家为父守丧,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当时,陆陇其在江南嘉定(今属上海)当知县,服丧期满后改任灵寿知县。嘉定是富庶之地,而灵寿却土瘠民贫,地方贫富之间的落差,并没有影响他的用心为官,时隔一年,便因政绩突出被巡抚格尔古德看中。

    在灵寿七年,陆陇其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离开灵寿官日,民遮道号泣,如离开嘉定时”。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想让陆陇其补江南学政缺时,侍臣说他已去世两年多了,康熙惋惜之余,只好用和陆陇其同具清廉名的邵嗣尧。

    张鹏翮由兖州知府提拔为河东盐运使,到康熙三十七年已升任刑部尚书。在处理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案时,张鹏翮公正办案,深得民心,康熙对其他大员说,“鹏翮往陕西,朕留意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

    内阁中书、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张伯行,守父丧在家时,大雨毁溃城北旧堤,他自行募民塞堵抢险。张鹏翮知道此事后,便荐举张伯行。后来,张伯行担任福建巡抚任后,又举荐清正耿直、杜绝行贿受贿的陈瑸为台湾厦门道(今福建厦门市)。

    江宁(今南京市)巡抚汤斌,被康熙誉为“洁己率属,实心任事”,他在查处其他知府、知县治赈不力案后,举荐吴江(今江苏)知县郭琇,其被封为江南道御史。

    死后被康熙誉为“谨慎清勤,始终一节”的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举荐因病辞去员外郎归家的赵申乔。赵申乔因为“敬慎”,被康熙提任为浙江布政使。

  康熙心中的“清官标准”

  除了“洁己”更要“任事有为”

    康熙年间,清官如果仅仅“洁己”,只能算个狭隘的“清官”。康熙是很不推崇这种“清官”的,因为“洁己”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对官场风气、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康熙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提倡清官更要“任事有为”,这才是为官的实际意义。高春平说,康熙任用的清官大都秉持了这一点。

    为让官场风清气正,防止贪腐奢靡反弹,康熙除了注重“援引荐举”制度外,对清官的勉励和嘉奖制度也很到位。比如,用心体察官员的内心,适宜的夸奖、加薪或者晋职都是一种肯定的表现。在封建社会,清官更在乎皇帝的肯定和认可。

    汤斌补任江宁巡抚行前,康熙赐他鞍马、衣料、银钱,又赐御书三轴并说“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康熙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

    山西人吴琠任确山(今河南)知县,被康熙调入京城任吏部主事。他升任刑部尚书后主持康熙三十九年的会试时,康熙以手书“风度端凝”嘉许他。不仅如此,康熙还临摹米芾的书法相赠,内容是“吴琠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受其实惠。朝中之事,面折指出缺点错误廷诤,能得其正。朕甚重其能得大臣之体。”吴琠也爱好书法,康熙以此勉励,体现出他对官员的关心是很体贴、很入微的。

  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新任官员一面听皇帝训导,一面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于清官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康熙都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朝有例制:新任督抚提镇(提督和总兵的合称)上任前要进京听皇帝训导,新官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皇帝。其实,这是上下级之间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每当康熙任命大员时,必问他在基层干过什么,有哪些从政经验等。

    如果清官们有些不适宜的建议,康熙也要认真指出来,积极加以引导。比如,赵申乔建议农忙时应“遵例”停办诉讼案件。康熙认为,农民不只种地,经商的发生案件要影响生意,从工的发生案件要影响作业。况且一年四季,全国各地农时不同,如果一味生搬硬套,停办诉讼案件,这期间若有奸民欺诈百姓、为害乡里,那冤向谁诉?积累下的案子由于时长,调查和取证都困难了,到时该怎么审理?

    清官去世后,康熙追加谥号,也是他笼络清官的方式之一,张伯行的“清恪”、李光地的“文贞”、赵申乔的“恭毅”、吴琠的“文端”、格尔古德的“文清”、于成龙和陈瑸的“清端”、徐潮的“文敬”等。古人对皇帝封的谥号很注重,那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撑之一,但封建社会的这种做法如今看来有很大的弊端。

    自古以来,清官就很容易得罪人,这在清官盛行的康熙朝也不例外。汤斌、陆陇其、张伯行、郭琇等公认的清官都不同程度地被参劾过,每到此时,康熙都能明察秋毫,保证清官的安全。

    康熙前中期,由于廉政建设搞得好,清官辈出与吏治清明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满朝官员皆是“于成龙”的现象不足为奇,但从此满清官场再无这样的胜景。

本报记者 郭志英

  链接

  康熙年间的那些清官

  陆陇其(1630-1692年)

    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历任江南嘉定、直隶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任职时,曾上疏言民情时弊,与权臣有利益冲突,部议去职,弃官归里。出任灵寿知县时,制订“乡规民约”,兴修水利,奖励农垦,减免赋税,洁己爱民,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

  张鹏翮(1649-1725年)

    生于清代四川省遂宁县黑柏沟(今重庆潼南县),清代名臣、治河专家、清代第一清官。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及第,历任礼部郎中,兖州、苏州知府、江南学政、浙江巡抚、河道总督、两江总督、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等职。史称“清官”、“贤相”。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治河得法有功,康熙赞赏说:“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

  张伯行(1651-1725年)

    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是买粮抚民。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粮食要从他省购买,但前几任官员从不过问此事,致使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牟取暴利。百姓则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张伯行经过调查,弄清原委,当即决定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一方面使百姓免受奸商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赚些钱用在下一年买粮济民上。

    康熙曾称誉其为“天下清官第一”。

  陈瑸(1665-1718)

    广东海康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举进士,历任福建古田、台湾知县、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任闽浙总督时,陈瑸奉命巡视海防,能自带行粮,其他一概屏绝,且请捐 “巡抚公费”充饷。

    康熙皇帝称之为 “清廉中之卓绝者”,与于成龙、施世纶等同为当朝名臣。

  汤斌(1627-1687年)

    今河南商丘睢县人,1652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读、《明史》总裁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大清会典》副总裁官等职。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江宁(今南京)巡抚出缺,康熙亲自举荐汤斌,说“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华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

 

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康熙的问题如何回答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八,于成龙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七月,有大臣到江南出差,回来后,康熙皇帝问他,于成龙居官如何。那大臣回答,成龙居官甚清,但因轻信,有时被下属欺骗。康熙反驳说,于成龙素性耿直,被下属欺骗的话是那些嫉恨的人造谣。然后感叹,“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自古清官廉吏难得,康熙难免感慨。即使是于成龙死后二十多年还念念不忘。康熙四十二年,于成龙的孙子于准上京觐见,康熙向周围大学士、尚书等介绍,他就是老总督的孙子啊。又详细问询于成龙的墓茔所在,随即御笔赐匾“高行清粹”,还和于准说,“尔祖宽严并济,人所难学”。4年后,康熙南巡,到了江南,又想起这位老总督,写了一副对联褒奖于成龙,“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

  于成龙难学官员学不来也不愿意学

    于成龙逝世二十多年后,康熙想起来并对之褒扬,也许出于他对朝局的忧虑以及朝臣们婉转的批评。时当康熙朝晚期,为求仁君美名,康熙治政一味宽厚,对臣子的贪腐时常放纵,加上诸王夺嫡,各个争权夺利,拉帮结派,对亲信的不法行为也诸般包庇,康熙看在眼里,但很多时候也无可奈何。所以见了于准,对他曾经是“天下第一廉吏”的爷爷,不赞清廉,反而说“宽严并济,人所难学”,未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尽管那时,清官廉吏朝中未必没有,但举目皆是平庸因循甚至私欲极盛之辈,不复初年“廉吏辈出,吏治蒸蒸”的景象,由不得康熙不怀念。而两年前,类似的感慨康熙就已发过,当时著名廉吏、都御使郭琇以病乞休,康熙也说,“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

    更让康熙感慨的是,在那时,其实他已经把廉吏的标准放得非常低了。康熙有一句话:“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明清以来,中央要求地方缴纳赋税,全部折成白银。而将缴纳来的碎银重铸成大银锭,难免会有损耗,这就叫火耗。为能足额缴纳,地方官在实际征收时,就会多征一些,名曰“火耗银”,既补充地方行政费用,也供给官员花费,但往往加征的会远过于实际损耗,这就给了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一般征收一两白银,会加征二三钱火耗,而多的会有四五钱(一两十钱),赋税少的地方,火耗银甚至会倍于赋税。于成龙在两江时,就以火耗之弊“害民最众,累民最甚”,屡次申饬,不许暗加火耗,康熙一朝也是屡屡降旨禁绝火耗,但屡禁不止,只好默认,“止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意味着贪污赋税百分之一(一钱十分),还算是清官。

    如此看来,“人所难学”于成龙的地方,根本不是他的“宽严并济”,是他的清介自持。于成龙是薪俸之外,一分不取,做官根本不以“温饱为念”,甚至都不顾及家人。他去罗城上任,将家中的地契文书都交给长子于廷翼,并说,“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从此宦海二十多年,一分一厘也没往家里拿过,反而还要家里贴补,到死后,遗物仅仅是布袍一领、米数斗、盐豉数瓶而已。但俗语“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读书人十年寒窗,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不是要过穷日子,谁愿意去学于成龙呢?

  腐败之风伴清朝始终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鉴于康熙之失,开始整肃吏治。一方面是铁腕反腐,挣下了“抄家皇帝”的恶名,严厉到收缴赃款,要旁及亲戚;偿还亏空,自己还不上,子孙也不能幸免。但另一方面,也知晓地方官员薪俸太低,支取火耗在所难免,所以,采取了“火耗归公,下发养廉银”的政策防止腐败。养廉银的数量,一般都在薪俸一二十倍。比如于成龙任知县,薪俸45两,但养廉银却可能高到数百甚至上千两,等到他任总督,薪俸180两,而养廉银最高可以领两万两。

    像于成龙这样的官员,有了这笔钱,做起清官,当然是后顾无忧,然而,“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雍正皇帝高薪养廉的政策,实际上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养廉银再高也有限,但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

    雍正死后,乾隆即位,觉得他父皇太严苛了些,就要效仿他爷爷的宽厚,从此吏治废弛,尤其是晚年宠幸和珅。和珅在乾隆四十一年当上军机大臣,成为帝国宰辅,操持朝政二十多年。和珅爱钱,不仅贪婪,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当上军机大臣,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肥缺还兼了8年(就是说,副总理要兼北京税务局局长),非得等到皇帝发话他才肯放手;又发明了议罪银制度,就是官员犯罪,缴一笔钱给皇帝就能没事(和珅是经手人,自然过手不穷),大受贪官污吏欢迎,但吏治糜烂也不可收拾。到嘉庆四年被抄家,有个数字说将金银、田地、文物珍玩折合成白银的话,达9亿两,是大清十年的岁入,换算成人民币,是4000亿元!民间自此有了俗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然而嘉庆的反腐,止于和珅及其主要党羽,所以声势再浩大,也是个例,与和珅无关或者关系不深的官员,心中不会有所反省。而且,整个官场风气如此,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就这样,随着腐败状况的不断扩大深化,即便到了灭亡边缘,也无改观。清末的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贪婪成性,卖官鬻爵,人称“老庆记公司”。另据阎锡山自述,当时他回国后担任新军标统,他的上司姚鸿发说,给5000两白银,姚就能给阎锡山运动一个协统的职位。协统是山西新军的最高长官,也就是说,只要掏钱,军权就能卖给革命党——清朝不灭亡,简直没有天理。

    自乾嘉后,“居官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这样的问题,无论皇帝还是大臣,肯定没人再问,没有答案不说,分明是打自己的脸呢。

  康熙之问实际上是呼唤

    某种程度上,官员贪腐,也不是皇帝纵容的结果。康熙、雍正反腐倡廉自然不用说,乾隆对廉吏也是念念不忘,有“山西名臣第一”美誉的孙家淦就是被乾隆特旨提拔的,最后做到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而嘉庆,为做臣民楷模,自我约束非常严格,是清朝最俭朴的皇帝,最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的腐败,基本上是一种公开化、制度性的腐败,绝不是树立一两个廉吏就能扭转,就算康熙初年廉吏辈出,也是历代王朝初创期都会出现的现象,人数再多,也是偶然。

    这种公开化、制度性的腐败,前述火耗银、议罪银是例子,捐纳更是危害最深、影响最坏的一个。卖官鬻爵无朝不有,但只有在清朝,却成为国家制度,京官尚书、侍郎以下(吏部和礼部的官员也不卖),地方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以下,无官不可卖,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政治还算清明的时候,很多捐来的官儿只能充作脸面,并不一定会上任,但朝廷一放松,那些捐官儿再掏一笔钱,就能得到实缺。当官位成了买卖,自然要计较投入和回报,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简直是题中应有之义。捐官之中,当然也不尽然是贪腐之辈,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最初出仕也是以举人身份捐官,然而捐官终究还是清朝吏治大坏的主要原因。

    更深层次说,腐败本身就是君主集权的伴生品。君主将权力集于一身,唯恐旁落,但一人又无法治理庞大帝国,只得分遣官吏。每一个官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又是一个微缩版的君主,生杀予夺尽操一人之手,没人可制约。如此,或者以权力换取利益,或者向权力赎买安全,是他和他治下任何一个人最理性最自然的选择。而所有的清官,让他成为清官的唯一原因只是道德观念较强,而道德操守往往会在权力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利益前败下阵去,指望道德观念能约束官员不贪腐,无异缘木求鱼,“居官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康熙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哀叹。

    也就是到了现在,当我们建立起一整套反腐制度,比如预防职务犯罪制度,比如官员监督制度,比如财产公开制度等等,并落到实处,才对康熙“居官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之问有真正和无愧的回答。

本报记者 李遇

  链接

  于成龙廉政格言

    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

    ——《再陈粤西事宜》

    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

  ——《治罗自纪并贻友人荆雪涛》

    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饶得男盗女娼。

    ——《八闽藩司紫薇堂一联》

    为民上者不身先俭朴,以躬导之,彼蚩蚩若辈何知物之当惜,福之不可尽享耶?夫饥固不可,果腹则已;寒固难禁,苟煖辄休。安在粗粝蔬瓠之不可充腹,而布絮素衣之不可适体也?

  ——《严禁奢靡檄》

    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与民最亲莫如州县。近来积弊成习,亲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耻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阁不问矣。

    ——《示亲民官自省六戒》

    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当妻孥连累。

    ——《示亲民官自省六戒》

    从来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极繁多,而取之能廉洁者也。

    ——《兴利除弊条约》

    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贼物,而平分男盗女娼之报应也。

  ——《禁送节礼谕》

  惟俭助廉。

  ——《劝令节费谕》

 

文来源:山西晚报20141010;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jiankang158.com ( 2018-1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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